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，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。这里提到的需求不足，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需求，而是有效需求，即个体有消费欲望且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，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。那么，有效需求的来源是什么？当然与收入密切相关。然而，这个观点并不完全，因为收入的分配权决定了谁能真正获得这部分收入。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真正掌握分配权利，市场的分配结果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需关系。如果劳动供给相对较多，资本较少，则工位减少，中位工资水平必然较低；反之则会促进工资上涨。

中国的一次分配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显著差距，尽管物价水平优势明显，整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。而物价低的问题恰恰是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难题，低物价导致企业利润微薄，面临经营困境。高商品价格的策略行不通，因为低工资抑制了消费能力，难以支持高产能的发展。当前市场平衡主要依赖于出口，一旦出口下滑，企业将被迫裁员、降薪，导致收入进一步降低。因此，一次分配的状况还需要关注资本的参与度，这主要是指私人和外资。在中国，国家资本投资多为负债，若运作效率不高，反而加大了负担，无法有效创造就业机会。而私人资本的推动力则不可忽视，虽然民营企业的资产总值不及国企的一半，但却创造了超过85%的就业机会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尽管国企享受了诸多政策红利，但其资产增速远超GDP，却仅支持了6%的就业。

面临信心不足的问题，民营企业对一次分配的期待便显得相对低落。再看二次分配，这通常是通过财政来主导的分配方式。一个国家的民生水平往往取决于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，尤其是通过财政主导的再分配来缓解由市场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。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刘元春给出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3.7%，2022年略有上升但也只是14.05%；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020年是3.21%，2021年降低至2.96%，2022年回升至3.04%。这一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较低水平。相比201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，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其低16.8个百分点。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，2019年法国、德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均高于20%。同时，中国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的占比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。

问题的核心并非是生产力不足，而是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，以及财政在民生支出上的比例均显得格外低迷。这一系列因素揭示出市场资本和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不足，从根本上反映出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。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，究其底，是分配上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衡，分配的价值取向也显得相对单一。

企业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转入财政体系，而房地产收益的60%则来自土地出让金，财政控制了最终的财富分配权。真正能否实现“取之于民、用于民”，成为摆在中国解决需求不足难题上的关键所在。如何在行政支出与民生之间进行合理选择，是历代以来官民关系中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。问题并非单纯的选择，现实实施中往往也会面临诸多阻碍。这便是为什么有人论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分配，而在这复杂的社会背景下，分配问题则成为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系统性问题。

然而现实情况是，财政也面临资金短缺，同时更大的问题是债务危机的压力。